所谓“小孝治家、中孝治企、大孝治国”。治国和治企，二者联系紧密，思想、过程和方法相通。曾有专家指出，在根本方略上，治国与治企是一般无二的。治国就是治人，而治人必须“诚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、修身”，方能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而与儒家“兼济天下”、法家“富国强兵”宗旨有别的是，老子的治国之术更像是藏在剑鞘中的利剑、裹在白手套里的重拳，底定江山悄无声息，挪移乾坤无迹可求，大方无隅，大象无形，真正进入了治国安邦的上乘境界，即所谓“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”。
    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，这是老子的名言，也是构筑老子治国理念的逻辑起点。它的意思有两层：首先，鱼是好东西，还是要吃的，这在政治上就是要管治，而不是放任自流，无所作为；其次，治国过程中要小心谨慎，不要无事生非，如同烹鱼时，如果乱翻乱动，锅中之鱼就会碎掉，不好吃。前一层意思表明老子注重治国；后一层意思表明老子的治国之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。作为典型的“君人南面之术”，它是形式上的“无为”和实质上的“无不为”的水乳交融﹑浑然一体。
   在老子的眼里，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，所以，高明的统治者理应顺从客观，尊重自然，因势利导，率理而动，一切“道法自然”，凡事“无为自化”。
       在治国上，首先要求统治者做到海纳百川，虚怀若谷，不以一人之智为智，而以众人之智为智，谦卑处下，宽容包纳，所谓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老子的观点是：理想的世界应该是非常和谐的“混沌”状态，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关键是占据权力资源的统治者应该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份，与处在下层的草民们打成一片，消除彼此的隔阂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”。在上者虚静无为，在下者循理而动，各不逾矩，双方按照各自的自然本性和谐地共存于一个体制之中。
    其次是主张顺遂人性，因循为用。老子反对用道德仁义等外在力量去强行改变什么，规范什么。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野兽吃草，人类吃狗，表面上似乎很残忍，但这却是生物的真实本性，是生物界的天然生物链。假如天地出于仁慈而加以改变，反而会破坏自然界的平衡。因此，天地必须冷血“不仁”，对生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不予干涉。在老子看来，仁义孝慈是人类的自然本能，无需汲汲倡导。
    其三是提倡去奢节俭，废刑省罚。具体地说，第一要节俭，“去甚，去奢，去泰”。老子认为人之患在于有为，而导致有为的诱因，在于欲望太多，名利心太重。要纠正这一偏差，唯有节俭，珍惜生命，节约精力，这才合乎自然本性也即“天道”：“治人事天，莫若啬”。第二是要知足常乐，进而荣辱皆忘。统治者只有贵生重己，适可而止，知足常乐，方可远离祸害，免除灾难：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第三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法令刑罚手段在治国上的局限性，反对以暴力强制的方法进行管治。很显然，老子从“道法自然”的基本立场出发，视政治高压﹑暴力强制为治国的大忌。
    其四是强调贵柔守雌，以弱制强。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说：“老聃贵柔”。知雄守雌，以退为进，这的确是老子对待事物、掌握主动的策略原则，也是其治国之术的又一个显著特色。按老子的理解，“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”，处于柔弱卑下地位的一方，其实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力量，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刚强者莫之能胜”。与之相反，一切刚强的东西实际上都蕴含着衰败死亡的契机，即所谓“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，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，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”。“物壮则老”乃是普遍规律。基于这样的感悟，老子主张贵柔，守雌，“进道若退”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；知其白，守其黑；知其荣，守其辱”。
    在这种策略原则指导下，老子的治国之术带有浓厚特征。第一是管理制度的设置和管理措施的推行，都要求合乎时机，顺应自然，“静作得时，天地与之”。不可单凭主观的意念率意为之，以至走向事物的反面。同时，在必要的时候，让治国的理念与方法随着情况的变化，形势的发展，而有所调整，有所改变，“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”。第二是主张管理上要由小入大，由易至难，循序渐进，和谐混成，而不能幻想一蹴而就，一劳永逸：“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。天下难事，必作于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；“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。第三是提倡管治的方式应该尽可能做到简约﹑明快，不讲求繁文缛节，不违背天然本性，事半功倍，效率至上。为此要“以一统万”，以简驭繁。第四是强调治国的手段要善于体现以静制动、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，达到“成功遂事，莫知其状”的理想境界。善守雌节，后发制人：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”。
    总之，要在这样的“君人南面之术”的全面掌控之下，使天下得到有序的管治，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舍弃过度的措施，摈除酷烈的政举，尊重普遍规律，承认独特个性，不以俗情系心，不以他物累形，一切顺应自然，凡事因势利导，以不争的手段和姿态，来达到“天下将自定”的目的，所谓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为此，老子为我们描绘了“无为而治”的理想统治模式：“太上，下知有之，其次亲而誉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！悠兮贵其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。”它比“亲而誉之”的儒家政治高明，更比以“畏之”为特征的法家政治优越，的确是了不得的治国利器和政治智慧。